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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时间:2019-05-25 00:04来源:律法谈话
采访对象:赵家河村民 究竟多大算青年呢?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社会组织对于青年的定义都不尽相同。其实,青年不是某个年龄段,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青春,是理想,是奋斗

  采访对象:赵家河村民

究竟多大算青年呢?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社会组织对于青年的定义都不尽相同 。其实,青年不是某个年龄段,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青春,是理想,是奋斗,是磨砺,更是成长。是不是青年,不能光看岁数,更要看走过的路,做过的事。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8日

今天《旗帜》主角的故事,要从他还不满16岁的时候讲起。按大多数人的理解,这只是一个孩子刚刚迈进青年门槛的年龄。本该在学校念书,他却从北京一股脑儿扎到了陕北的农村,一呆就是七年。几十年后,当年那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已经成长为党的领导核心。他,就是习近平。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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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的一天,北京八一中学的一间办公室外人头攒动。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火如荼,在校的初高中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向学校提交注销北京户口的申请,是办理下乡插队手续的第一步。习近平,也站在这个队伍里。

  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当年11月离开。在赵家河8个月时间里,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整顿、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他的这些工作,受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当年的公社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社教结束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的1974年1月,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不到21岁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办公室负责人齐荣先老师看到习近平主动报名,吃了一惊:因为他在校表现优秀,因为上学早,其实还不到插队的年龄,明年是有可能留北京工作的,这显然要比去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北农村好的多。然而,无论怎么劝说,习近平却依然坚决地在申请表里填上了志愿地:陕西延川。要知道,那时他的父亲习仲勋可是一位“副国级”干部,但是因为遭受政治诬陷,仍处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监管审查之中。因为受到牵连,习近平也被打上了“黑帮子弟”的标签。16岁的孩子,就这样背着一个行李箱和姐姐给带的一袋子水果,离开了对他而言看似繁华却动荡不安的北京,踏上了通往未知世界的火车。

  这次访谈中7位赵家河村民回忆的当年几则故事,只是习近平8个月农村社教经历的一点一滴,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志存高远的青年,如何在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卧薪尝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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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平教我写名字”

1969年1月13日,八一中学20多个同学踏上知青专列,辗转3天来到了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举行了简短的招待会。各村来接知青的村民,都蹲在墙根院角远远地看着这些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吃饭。后来知青们才知道,那天招待他们的白馍和猪肉炖菜,是当时公社能拿出的过年才舍得吃的好饭菜。饭后,习近平等15名知青被分配到了梁家河大队。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当年叫您“铁姑娘”,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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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梅:那时候我们有十四五个女孩子都在那劳动,我年纪小,个子也小,但劳动起来是最突出的一个。我管做饭和送饭,手脚最麻利,很快就把所有人的饭都做好,送过来了;干活的时候,我比男劳力差不了多少;到了春天,给田里送肥,人家送7担,我也能送7担。近平注意到我了,就叫我“铁姑娘”,后来叫习惯了,见到我就说:“铁姑娘,你来啦?”他这么一说,我身边一群女孩子就笑,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

民以食为天。吃惯了精米细面,遇到了陕北的粗粮,知青们的喉咙都“燥得冒烟”。他们甚至连做饭烧的柴火也不会砍,经常是搂了一堆干草烧不熟一锅饭。吃饭问题只是知青们遇到的第一关。后来,习近平在一篇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回忆到,除了“饮食关”,还有跳蚤关、劳动关、思想关。跳蚤咬得大家身上都是奇痒无比的大红包,一抓破就会流血。劳动关就更考验人,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十分,而知青们一开始一天只能拿五六分,用陕北话说,“连一个婆姨也不如”。

  学习时报:他也和你们一起劳动吗?

饮食关、跳蚤关、劳动关,其实都还是皮肉上的困难。对于知青来说,“思想关”才是最难过的一关。很多知青来之前,对于革命圣地延安是怀揣着一种未知的崇敬。可一看到眼前光秃秃的黄土地,有些知青甚至怀疑是走错了路。最初的几个月,由于没有长期的观念,干活也很随意,老百姓对习近平等知青的印象并不是太好。不到两年,周围家庭成分好的知青陆续通过招工、参军的途径走了一大半。相比之下,像习近平这样的所谓“黑帮子弟”,走出黄土高原的可能性在当时看来真的十分渺茫。

  高小梅:是啊,一起劳动啊,近平到我们赵家河来,组织动员我们全村人到山上去打坝。那时候,寒冬腊月,土都冻得硬邦邦的,镐刨不动,铁锹铲不动,只能用炮(指开山用的炸药)打下土块,再用独轮车推走,整平。这活很累,很多社员想在家“猫冬”(指北方农村冬天农闲时期的休养生息),不想上山去受苦。近平就给大家鼓劲儿说:“大家加把劲!锅里有了,碗里也有了;锅里没有,碗里也没有(陕北谚语,这隐含的意思是:集体富裕了,大家也能过上好生活)。”其实,近平都是为了村里人好,打坝,增加耕地,多种粮食,村里人就有更多的粮食吃,但当时这种话不能明着说(指当时不能宣扬小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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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平发现,大家每天中午从山里走回家去,做饭,吃饭,然后再走回山里干活,又累又浪费时间,一个中午来回“赶场”,忙忙叨叨的,还白白浪费了一两个小时。这么多人,完全可以中午好好休息一下,剩下的时间还能多干很多活。

到梁家河的第一个冬天,苦闷孤独的习近平按捺不住,跑回了北京,又被送到父辈曾经参加革命的太行山根据地。姨和姨夫给习近平讲当年如何做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听了长辈的话,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母亲齐心还特意给大队支书梁玉明写了一封信,恳请支书好好管教近平,帮他渡过难关。渐渐地,村里人发现,近平开始变得踏实,劳动上也更加积极主动。到1972年再次回北京探望父亲前,习近平已经是一个可以挣满十工分,与村里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也开始参与村里的各项工作了。

  为了节省时间,近平就跟我们商量着定下:每天中午不回家,留在山上,专门派几个人做饭送过来,吃完饭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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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我们中午就能在山里休息一会儿,生一堆火,大家一起烤火,拉拉话。近平当时也都是跟大家坐在一起,穿着大棉袄,一身黄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但是一说话,就能看出他不一样了。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国内国外的大事,听的我们可高兴了。那个时候村里有报纸,大多数人不识字,很少有人看,但是近平都会看,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了解得很清楚,再加上他平时看很多书,懂得很多知识,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事,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那时候天很冷,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十多度。饭送来时已经凉了,我们就围着火,把饭烤一烤,烤热了再吃。有时候也把红薯放在火堆上烤着吃。近平平时吃饭都细嚼慢咽的,但是这时候就吃得快了,还催促我们:“咱都吃快点啊!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

从不习惯、不适应到与老百姓打成一片,除了家人的鼓励支持,陕北百姓的接纳包容也至关重要。同在延川县的知青黑荫贵回忆,知青吃的粮食要从大队社员分配的粮食里拿出来,村民却从来不抱怨知青抢了自己的口粮,反而是觉得城里的娃娃来这里受罪吃苦,应该帮他们一把。不仅如此,老乡们还手把手教知青劳动,家中有了一点肉、操办喜事的时候都要邀请知青们来家里做客。老乡们对知青生活上照顾有加,思想上也从来不“看碟下菜”,疏远所谓成分不好的知青。在淳朴的陕北百姓眼里,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虽然可能是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却十分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好后生”。在那样的年代下,这样宝贵的品质,就像坚实的臂膀,为知青们撑起了一片晴天,一方厚土。

  吃了饭,我们休息一小会儿,就接着干。等到快收工的时候,大家都累了,近平还是那么有劲,一直卯足了劲头干。他还给大家鼓劲说:“同志们!加把劲!好好干这一气儿!马上快收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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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时候早上六七点就上山去劳动,一直到晚上才回来,近平是社教干部,带领我们干活,每天都要管这管那,干的活儿却跟我们一样多,甚至比我们更下力气。我们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人私下里都称赞他说:“近平这娃,别看是大城市来的,真能吃苦,真厉害!”

1973年,延川县派驻文安驿公社的工作队队员陶海粟,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拜访了村里留下来仅有的三个知青——习近平和雷榕生、雷平生两兄弟。几个年龄相近、有理想、好读书小伙伴,很快就聊得非常投缘了。这年秋天,已经是团县委书记的陶海粟,由于对习近平为人和见识的信任,向县委推荐习近平和自己一起进驻临近的赵家河大队,开展社会主义路线的教育工作。看到习近平有点忐忑,陶海粟鼓励他说:你放开干,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学习时报:除了和你们一起劳动,他还带你们学习吗?

1974年春节过后,20岁的习近平赶往赵家河。第一天开会,他就操着地道的陕北话,给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讲话。这让陶海粟印象十分深刻。后来的几个月,他真的撸起袖子放手干起来了。在赵家河,习近平“身兼数职”。白天,他既是宣讲文件、带头抓生产的领导,也是抄起铁锹亲自打坝植树的壮劳力;晚上,他是点起油灯教社员写名字的夜校老师。渐渐地,村里人有什么大事小事都爱找习近平解决。评工分有了不同意见吵起来了,大家就说,“别嚷了,让近平来给断断”;习近平开会的时候,大家再没有以前磨磨蹭蹭到场,打瞌睡拉家常的毛病,而是听得特别认真。

  高小梅:有啊,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叫“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生产会是打铃集合,我们是吹哨集合的。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青年夜校”,都在随娃的窑洞里集合,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每天晚上,点起煤油灯,近平就给我们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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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文盲,没念过书,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近平就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就帮我们写下来,再一笔一划地教我们自己写。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

今天的长辈在教育晚辈的时候时常会说一句话: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但对于70年代的知青们来说,上大学是一个绝对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文革后期,大中专院校开了从基层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口子”,对于知青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改变命运的机会。1973年的下半年,雷平生和习近平说:自己打算去上大学。不料,习近平却对他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面对雷平生的劝告,习近平却坦然地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呆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可高兴了。年轻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唱歌跳舞。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他还常说:“打铁还要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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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平让我当队长”

这时的习近平,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已经决心把自己交给陕北的黄土地了。几十年后,已是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做十九大报告时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回想他在梁家河彼时彼刻的那句肺腑之言,懂得感恩和回报,想为老百姓做点事,那就是习近平的初心。

  学习时报:武大爷,您的小名也是叫随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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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刚文:是的!

由于出色的表现,从赵家河回到梁家河之后,村里需要习近平这样有文化、有思想、有头脑的干部主持工作。可是麻烦事儿来了:当时的习近平还不是党员。支部书记梁玉明鼓励他写入党申请书,在党支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习近平入党。可是,申请书递到了公社,书记却以习近平是“黑帮子弟”为由不给批。耿直的梁书记对他说:公社不批是不对的,并鼓励习近平继续写。就这样,前前后后他一共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直到公社新书记白光兴上任,将习近平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研究,最终批复通过。

  学习时报:您当时在赵家河是队长吧?

习近平入党后,恰逢村领导班子换届,梁玉明主动让贤,推举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自己则担任革委会主任协助习近平。习近平,成为了这批知青中,第一个担任生产大队支书的人。

  武刚文:我在赵家河最早是当基建队队长,主要是管那些修梯田、打坝的事情。当了三年之后,村里又派我当生产队的队长。当队长期间,我也没忘了基建队的活儿,除了生产,我还领着社员在山上打坝开荒,这样我们队的粮食能多打些,我们还能年年领先别的队。可是因为这个,我却惹下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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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时报:什么麻烦?

1974年,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在办沼气,觉得可以解决农村烧柴老大难问题。为此,他耐心说服许多思想保守的社员,和大家一起探讨办沼气的好处。为了修好沼气池,他和其他大队代表亲自去四川学习沼气技术。这学习可不是走马观花、拍拍照发发朋友圈,几乎每个沼气池都要搭梯子下去看看,这池子是怎么挖、灰浆怎么调、进料出料口怎么设计……四十几天的学习归来,延川县在梁家河村等三个村子成立了沼气试点。没有沙子水泥,习近平就带着青年到十几里外去挖沙子、运水泥;池子漏水跑气,他就和技术员一块跳下去,清洗和修补沾满粪浆的池壁。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三个村子的沼气池先后产气点火,3个月时间就让家家都点上了沼气灯,震动了全县。延川县,也成为了全省办沼气的样板。

  武刚文:有一天,县委书记骑个自行车到我们村来视察,他翻过一座山,正好看到我们生产队在开荒,他就不让,说我们生产队不应该干基建队的活儿,而且我们开荒没跟县里请示,是违规的。我说:“我们为了多种粮食,开荒没啥不对的,为啥不让?”我就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我就赌气不当队长了,反正当队长受苦受累最多,我也当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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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以后,我就给村里放羊,放了三年。放羊我干得也挺好,我把队里的羊教育得非常规矩,不吃庄稼,只吃庄稼下面的草。那个时候,我上午劳动,下午放羊,放羊之后又去打坝,每天也很累,但是不当队长,不用操那么多的心,还是挺高兴的。

不光是修沼气,群众需要什么,习近平就干什么,而且是踏踏实实地干。为了解决吃水困难问题,亲自带领村民打井,经常光着两条腿踩在冰冷的泥水里挖土;大队镰刀、锄头等劳动工具不足,就兴办铁业社,多打出来的铁具还能卖到供销社赚钱;耕地不够,就带大家打坝地;陆续办起来的还有缝纫社、磨坊、代销店……

  学习时报:那后来您为什么又重新当队长了呢?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镜头回到几十年前,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书的好干部习近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分印证了这句话。他带头干事踏踏实实,为人处事公道正派。始终以身作则,先严格要求自己,再严格要求别人。多年以后,老书记梁玉明回忆到,不管近平做了多大官,自己从不因为个人的事儿给他找麻烦,两次给习近平写信求助,一次是给乡里通电,一次是给孩子们办学校。这两件事,习近平都在百忙之中多方联系,全力帮助解决。

  武刚文: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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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1975年,习近平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能够得到这个机会,除了出色的工作和群众的认可,还与他坚持读书学习密不可分。几乎所有回忆习近平知青生活的人都提到:他真的是爱看书。别人都睡觉了,他窑洞里的煤油灯还亮着;知青们去老乡家蹭饭,习近平却捧着书说:你们去吧,有什么吃的给我带一口回来就行;每次从外面回来,他的炕上都会多几本书。直至今日,习近平的讲话、著作,处处可见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画龙点睛,这样明显的“习式风格”,离不开持之以恒的读书积累。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回忆自己填大学志愿时的心态却是: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你让我上我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对于这时的习近平来说,北京的读书梦固然是个美好的远方,而脚下这片黄土地,早已成为更加眷恋的故乡。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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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镜头再回到习近平上大学前即将离开梁家河的这天,没有任何组织,老乡们自发前来送行,就连腿脚有残疾的人也挪着步子到了习近平的窑洞门口。老乡们哭了,习近平也哭了,说“要不我不走了”。 这是一句发自肺腑的心声。临走的时候他对乡亲们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习近平曾经用“扣扣子”比喻价值观的养成,他说,青少年时期的价值取向不仅影响个人成长,更决定了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就像扣扣子,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习近平,用梁家河的七年,扣好了自己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三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大学毕业后,习近平曾在中央军委工作一段时间。两年后,他毅然决定再回到基层。恪守着为百姓办好事的初心,习近平从县一级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不论在什么岗位,他都把远大的理想和美好的初心,化为服务人民的动力。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时,曾对一位前来调研的山西原平县委书记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他走了几里地的路,把全村都走了一遍。中午饭的时候,他畅快地吃了两大海碗羊肉。

  我那个队有二十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2015年,已是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再次回到梁家河,40年过去了,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的名字,谁住在哪一口窑洞,谁的大名小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近平是个外来的知青,不是我们本村的人,还比我小那么多,还是个娃娃,但我就服他,他说啥我也听。我这个人脾气倔,县委书记的话我都不听,我都敢跟他吵,但我就听近平的,因为近平这人处事公道,说话在理,他从不为自己考虑,都是为大家考虑。

如今,作为全党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领路人,习近平,用自己青春的奋斗,为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现在我七十多岁了,老了,耳朵也背,眼睛也花了,现在我还听近平的,近平是国家主席嘛,如果他现在让我当队长,我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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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学习时报:您好,听说习近平到赵家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您家里,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聂瑞兰:记得,近平到赵家河来,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他来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第一顿饭,算是接风,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

  当时,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攒起来了。近平来的那天,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擀了面条,给他煮热汤面吃。煮面的时候,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我把热汤面煮好,盛在一个白瓷碗里,给近平端了过去。

  近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边看,大人看娃娃可怜,给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饭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那顿饭,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饭很慢,细嚼慢咽的。

  近平边吃边说:“嫂子,你做的这面条真香!”我说:“你吃着香就好,多吃一点,吃完再给你盛。”

  近平吃完这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问他:“吃饱了没有?”

  近平说:“吃饱了!”

  学习时报:接下来他还和您聊了什么吗?

  聂瑞兰: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拗不过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那时候,这些粮票和三毛钱,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又轮到我家吃派饭(派饭:由大队干部指派社员家为外来客人做饭,之后由大队分配工分作为报酬)了,我一边做饭一边跟他拉话。

  我说:“近平,咱做派饭挣工分,你不用给粮票和钱嘛!”

  近平说:“这我知道。我有,嫂子你就拿上嘛。”

  这次我给他做了烩豆面,我特意用好豆面给他做的。近平吃得可香了。

  “可把近平急坏了”

  学习时报:您好,您当年也参与了打坝工作吧?请问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吗?

  赵福有:1973年,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开春的时候,天还很冷,黄土冻得很结实,还要用炮炸开冻土。谁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时候,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说:“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先放到窑洞的炕上,让他休息。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出去联系的人,先到镇上,再到县里,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我们说:“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摆摆手说:“不用。”

  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近平是又着急,又心疼。

  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几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坏了。

编辑:律法谈话 本文来源:旗帜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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