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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的回归及其影响

时间:2019-10-12 18:05来源:律法谈话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在今天的中国,左派和政治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都体现为极端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竞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呈现出原教

郑永年 (进入专栏)  

在今天的中国,左派和政治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都体现为极端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竞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呈现出原教旨主义色彩。不难理解它们之间的“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其次,尽管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都倾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激进化。它们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在此基础上把对方或者把各自的“异己者”妖魔化。双方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过之而不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与其说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它们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响政策,各自都在追求和社会力量或者和政府力量的结合。

  

在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反对民主。激进政治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是他们往往脱离中国现实谈论民主,只把眼光放在发达的西方,并且有意忽视西方体制所出现的弊端,更是不去看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往往和腐败、普遍的贫穷、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经济改革方面,也类似于“南巡”前出现的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大扩张。1990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导下,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民营化或者说中国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为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也收缩战线,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集中在那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同时,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成功,主要是企业化和法人化。但是,国有企业此后在改制方面没有进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再者,企业发展已经走偏了方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我一直强调,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的模式,美国是“(市)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国是“(政)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就是说,美国的政府是必须服从市场原则的,而中国的市场必须服从政府原则的。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相反,在中国,如果政府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最为敏感和艰难的领域。上世纪80年代,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执政党内部和社会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影响最大的是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姓资”、开放政策是否会重复“租界”的争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说,类似的争论不可避免,也是科学决策所必须,但无休止的争论,制约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决策效率、社会的思想混乱。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同执政党内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模糊不清是有关联的。

  “南巡”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大转型,主要表现为政治空间收缩,而经济空间大扩张。在政治上,执政党看到了“激进”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所能产生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动用一切机制来控制和消除政治自由理想主义的发展空间,同时让出更多的空间给予其它的主义,包括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较之政治自由主义,这些主义和官方的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尽管并不是完全吻合。

或出现“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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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和自由竞争,一方面忽视产业政策,另一方面放任市场机制进入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的高度产业化和市场化。一旦如此,国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的不平等化则会导致政治的激进化。中国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一直在提倡私有化,包括国有企业和土地,因为他们把私有产权视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

  与80年代一样,一边是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兴起,另一边则是每况愈下的党政官员的腐败。所不同的是,现在的腐败规模不是80年代所能相比的。80年代的腐败集中在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规模并不大。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仍然很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政府合法性的流失。不过,现在的一些官员一腐败就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腐败对执政党造成的危害谁都很清楚。历任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这是历史经验。在社会层面,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执政党执政的道德基础在哪里呢?尤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道德几乎是执政者之所以能够执政的基础。一旦道德基础丧失,合法性危机必然接踵而来。

这三点都很重要。在任何社会,很多政策的产生,都是为了应付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只是后来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种有效的政策实践是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尤其在东亚文化的环境中,有效的政府往往是没有特定意识形态的,即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也可以说,“实事求是”就是东亚社会的意识形态。

  首先是改革路线的确定。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19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内部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之间摇摆。在路线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执行必然出现问题。整个1980年代,在放权和收权之间进退无常。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进而,执政党也尝试了政治改革,意在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进经济改革。不过,这方面没有成功,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但“南巡”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执政党的基本路线,并表示要一百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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